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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累斯顿时期


里希特于1951年回到他的出生地德累斯顿,并在那里的艺术学院里上学。1945年2月,同盟国联军的大轰炸使其满目疮痍、面目全非。"某些楼房,或者说其中的部分仍完好无缺,特别是在我与多数一年级孩子上课的刚兹大街(Güntzstrasse)区域。印象深刻的是,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废墟间穿梭,从这栋楼到那栋楼,从 刚兹大街到布吕尔平台(Brühl's Terrace)。城里到处都是断垣残壁。"19里希特刚入学时,和阿姨葛蕊塔(Gretl)一起住在城外,后者还在经济上支援他。但不久后,里希特便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,搬到了德累斯顿的一处公寓里。这个公寓和玛丽安娜·欧芬格(Marianne Eufinger)的父母的房子在同一条街上。玛丽安娜是一名主修时装与纺织的学生,那时她和里希特刚认识。人们称她为艾玛(Ema),她和里希特于1957年结为连理。

里希特对于能在艺术学院里上学感到非常兴奋:“能被艺术学院录取,这本身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,就连布吕尔平台上残存的建筑都美不胜收。能够成为这个社群中的一部分——这里的老师都是真正的艺术家——真是太令人振奋了。20 五年的课程安排紧凑,每天早上八点就开始上课,连上八个小时:"这是一个非常学院派的传统院校,学生从描绘石膏像与裸体模特入手。"21  除了每天和人体速写、静物与具象油画相关的课程外,学院教程还包括艺术史、俄文,政治与经济——但这些学科与早起一样,都令里希特反感。

虽然德累斯顿艺术学院的风格较为保守,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它与苏联政权相比却显得相对开放自由——不过在里希特就读期间,后者对学院的影响越来越大。“目标是社会写实主义,德累斯顿艺术学院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顺从。” 22在接受琼·松佩克访谈时,里希特说道:"意识型态的操纵愈发严重。举例来说,我们无法借到印象主义时期之后的书,因为那个时间点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堕落的开端。对于这一充满实验性质的现代时期——它被权威们称为“形式主义艺术“——的研究研究是不被允许的。不过,毕加索(Picasso)和雷纳托·古图索(Renato Guttuso)是例外,因为这两名艺术家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。里希特不满于学院对于社会写实主义的坚持,所以他抓住与这样的艺术家接触的机会。即便如此,他还是感激那段时光,承认"我所受的训练对我影响深远。"24

里希特加入新成立的壁画系,受教于海因茨·洛马(Heinz Lohmar)。罗伯特·斯托指出,此系因为它较为宽松的社会写实主义要求而出名,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里希特会选择洛马而非更著名的汉斯和莉娅·葛伦帝夫妇(Hans and Lea Grundig)的原因。里希特一直以来都对壁画很有兴趣——当他还是个少年时,他曾在瓦尔特斯多夫遇见过艺术家汉斯·利李格(Hans Lillig)。利李格曾受到一所小学的委托来创作一幅壁画,迪特马尔·埃尔加曾指出,里希特被允许能坐着观摩艺术家作画,甚至给他看自己画的素描。里希特喜欢洛马的原因还有,他 "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,但博学多闻、见多识广。"25

虽然学院严格限制来自西边儿的物资和信息,但里希特有别的方式来了解最新情况。一名在西德的阿姨每个月都会把马格南(Magnum)摄影杂志寄给他,他还能在需要时找到书和图录。借指导教授之助,里希特得以获准造访西德及其它地区,他因此在五十年代有过数次出访。学院组织的柏林之旅让里希特有机会接触电影、美术馆与剧院,还让他紧跟当代艺术的发展,与他在东德所能接触到的有启发性的材料相得益彰——如皮尔尼兹宫(Pillnitz Castle)里的“卡斯帕·大卫·弗里德里希(Caspar David Friedrich)和其他伟大的十八、十九世纪的画家,洛可可绘画和粉彩作品“。26

 

当时的学生普遍受到周围政治环境的影响。里希特提到,他站在学院的庭院里,第一次看到集中营的照片。"我当时20出头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场景,它就像是夹有报道照片的档案一样,令人颤栗。我记得在那之后我对东德为何不对此抗议而感到不解。它几乎就像是一本充满秘密的书,同时也是我们只知一二的真相的铁证。"27 1953年6月17日发生了反俄起义,当时里希特与一些同学在德累斯顿市中心的邮政广场(Postplatz)集合。 

 

在学院的最后一年间,里希特受德国卫生博物馆(German Hygiene Museum [Deutsches Hygiene Museum])委托,绘制主题为“生命之喜悦”的壁画 ,这也是他的毕业作品的一部分。埃尔加将这幅壁画形容为“对脱离法西斯的快乐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礼赞"。28 罗伯特·斯托则如此评价此作: "……它真实地反映了它的艺术门类和年代:体态健全的男人、女人与孩童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。"29 该作品获得考官们和卫生博物馆官员们的一致好评。尽管此作不具备里希特后来成熟作品的特征,不过它是里希特的一件关键作品:“也许我曾一度以为这就是我的未来,绘制大型绘画、公共绘画… (不过) 我其实从没想过我真的会留在那个领域里,绘制壁画或成为公共艺术家。"30

里希特于1956年结束艺术学院的课程后,获选加入学院主办的优秀毕业生计划。在那之后的三年里,他给大众教授夜间课程,作为报酬,他则可以使用一间工作室,并有一份收入。他还接到了好几幅壁画委托,其中包括为一所幼儿园绘制饶富异国奇趣的壁画,为一所位于波兰边境的学校绘制地图与日晷,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(Socialist Unity Party)的德累斯顿总部的墙面作画。最后一幅壁画被形容为是描绘了"体态结实的男女挥舞着长槌铺砌道路,摇撼着旗帜迎战千军万马"。31

 

尽管里希特的事业蒸蒸日上,但是他对自己的作品所受到的限制却感到越来越不安:"令人受不了的是绝望与必须顺从的压力。我该怎么说呢?就是必须妥协,遵守规矩。"32他虽然不愿与地下艺术圈的艺术家们走得太近——他认为他们有点儿“傲慢” 33,但是他还是在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定位和一种新的美学语言。"毕竟我们都怀着'第三条路'的幻想——一条综合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路…… '第三条路'可说是理想主义者的一场美梦。34

 

1959年,里希特参观了第二届卡赛尔文献展(documenta II),此行是他的一个转折点。杰克逊·波洛克(Jackson Pollock)、让·福特里埃(Jean Fautrier)和卢齐欧·封塔纳(Lucio Fontana)等人的作品让里希特看到了“全新的内容”,也让他发现"我整个思考方式都有点问题"。35 这场展览让里希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受到的限制,尤其是以抽象作为一种绘画方式的创作。这次旅途和冷战所带来的糟糕状况让里希特和艾玛决定离开东德,投奔西德。根据埃尔加的叙述,1961年3月,就在柏林围墙兴建数月前,里希特以观光名义赴莫斯科与列宁格勒,带着远远多余旅游所需的行李。在火车回程中,他直到到了西德才下车,并将行李存在西德车站的行李寄放处。然后,他再搭火车返回德累斯顿与艾玛会合。之后两人搭乘友人的车到东柏林,转乘地铁入西德,在入境时称他们自己为难民。在他叛逃东德后,他于1961年4月6日写了以下这封信给他的教授汉斯·洛马:

 

“今天提笔写这封信给您,对我来说很不容易。我们已离开德累斯顿,到西德开始新生活。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,这类举动——即使只是短期的——都会被视为叛逃,甚至可以让我们遭到起诉。我必须考虑这点,为求审慎,我无法向任何人谈及工作。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自省,理清了此举的优劣后才做出这个最后的决定。我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。

 

促使我这么做的主因关乎我的职业生涯……比起东德来,西方的整体文化“气候”更能满足我个人和艺术创作的需求,更适合我生活、工作,这是我作出抉择的背后主因。很偶然的,我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行后,更坚定了这点。

 

对于远走的原因,我现在并不想多做解释。我只是想告诉你,即使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,但离开对我而言并不容易。我也知道我抛弃了些什么,但这绝不是仓促草率,只为了开辆更好的车而做出的决定。对于必须寄这样的一封信给你,我尤其感到抱歉。我不奢求你的原谅,也无法期待你的宽恕。但我想借着这个机会,感谢你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,感谢你排除万难给予我的支持。我将永怀感激。”37

 


19 琼·松佩克访谈里希特(2004年),出自 Gerhard Richter: Text,2009年,第467页。
20 同上,第468页。
21  布鲁斯·弗格森(Bruce Ferguson)和杰佛里·斯波尔丁(Jeffrey Spalding)的访谈(1978年),出自 Gerhard Richter: Text, 2009年, 第106页。

22 里希特语, 引述自埃尔加,A Life in Painting, 2009年, 第12页。
23 琼·松佩克访谈里希特(2004年),出自 Gerhard Richter: Text,2009年,第468页。
24 布鲁斯·弗格森(Bruce Ferguson)和杰佛里·斯波尔丁(Jeffrey Spalding)的访谈(1978年),出自 Gerhard Richter: Text, 2009年, 第106页。
25 斯托,Forty Years of Painting,2002年,第21页。

26 罗伯特·斯托访谈里希特(2002年),出自Gerhard Richter: Text 2009年,第375页。
27 琼·松佩克访谈里希特(2004年),出自 Gerhard Richter: Text,2009年,第469-470页。

28埃尔加,A Life in Painting,2009年,第17页。

29 斯托,Forty Years of Painting,2002年,第21页。

30 罗伯特·斯托访谈里希特(2002年),出自Gerhard Richter: Text 2009年,第376页。
31 斯托,Forty Years of Painting,2002年,第22页。

32 琼·松佩克访谈里希特(2004年),出自 Gerhard Richter: Text,2009年,第470页。
33 同上,第468页。

34 琼·松佩克访谈里希特(2004年),出自 Gerhard Richter: Text,2009年,第468-9页。里希特对本杰明·布赫劳(Benjamin Buchloh)解释:"我和一群信奉某种道德准则的人们生活在一起,我们志在消除隔阂,寻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,即所谓的"第三条路"。因此我们的思考模式、为艺术争取的空间,全与妥协有关。”本杰明·布赫劳访谈里希特 (1986年),出自 Gerhard Richter: The Daily Practice of Painting, Writings 1962-1993,奥布里斯特汉斯•乌尔里希(Hans Ulrich Obrist) 编,Thames & Hudson, London 出版 (1995) [1995 版,2005年再印], 第132页。 / Gerhard Richter: Text, 第164页。

35本杰明·布赫劳访谈里希特 (1986年),出自 Gerhard Richter: The Daily Practice of Painting, Writings 1962-1993,奥布里斯特汉斯•乌尔里希(Hans Ulrich Obrist) 编,Thames & Hudson, London 出版 (1995) [1995 版,2005年再印], 第132-3页。 / Gerhard Richter: Text, 第163-4页。
36 同上,第132-3页;第163-4页。

37写给汉斯·洛马教授的信,1961年,出自 Gerhard Richter: Text,2009年,第13页。